上海五洲电机厂初名上海五洲机械厂（内部编号5337厂），民后改为上海五洲电机厂，1986年返回上海后改为上海五洲特种电机厂（本文以下均简称为五洲厂）。

  上海小三线月，地处安徽贵池县刘街公社。由上海革新电机厂包建，总投资约705万元，占地约8万平方米，定员510人，成为上海小三线建造五七高炮的配套单位之一。五洲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军工产品时期（1969年——1977年）、军品转民品时期（1978年——1986年）和返沪第二次创业时期(1987年——1993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搞活生产经营已是国企的头等大事。五洲厂与其他上海皖南小三线企业一样，由于幽居深山，多年积累起来的矛盾逐渐暴露了出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85年1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安徽省人民政府进行了协商后决定，上海在皖南的小三线企业和事业单位分期分批将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全部无偿移交给安徽地方，人员撤离回沪。五洲厂的安徽接收单位先为贵池硫铁矿，后改为贵池江南轴承厂。1985年五洲厂开始返迁人员，1986年底全部关停。

  五洲厂返迁到上海后进行了第二次艰苦创业。厂名更名为上海五洲特种电机厂，厂址位于上海宝山区淞南乡新二村所属的江杨南路584号。五洲厂初与新二村联营生产，后独立办厂。新建厂房1170平方，使用场地3300余平方。五洲人克服回沪住房紧张，上下班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等困难，努力生产当时畅销的耐氟电机。由于耐氟电机是市高品质的产品，除了满足上海空调厂外，还远销江苏、浙江和北京等地区。步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由于市场之间的竞争激烈，三角债等等问题也产生了，五洲厂遇到了新问题。1993年3月3日，上海电机公司为了上海人民电机厂的做大做强，决定将五洲厂予以并入。至此五洲厂完成了历史任务，退出了历史舞台。

  1978年，在小三线“民”的政策背景下，以生产火炮电机为主的五洲电机厂开始尝试生产耐氟电机。彼时，设立在崇明的上海某个电机厂产品质量不够高，上海空调机厂便联系了专门生产电机的革新厂，但因革新厂业务繁忙，这一合作便被介绍给了处于转型中的五洲厂。此后，五洲厂开始为上海空调机厂制造配套电机，主要营业产品的成功调整，帮助五洲厂从亏损严重、转型困难的上海小三线的后方基地管理局下属各大企业中脱颖而出。1984年，恰逢五洲厂成立15周年，还处于安徽的工厂生产效益极高，产品又做得好，为庆祝建厂15周年，厂里还专门举办了一场展览会。作为后方基地管理局第一家扭亏转盈民的单位，时任厂长韩传章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厂长，而后方基地管理局仅此一位厂长获得该荣誉，五洲厂则获得了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模范单位的荣誉。

  1984年春节过后，五洲厂实行了一个请假政策，即夫妻分居两地有困难的职工，请假回沪后可以拿60%的工资。这一政策虽然改善了职工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但本质上治标不治本。更重要的是生产方面的问题，五洲厂生产的电机是供应给地处上海浦东的源深路1号的上海空调机厂的，若在安徽生产，就必须把电机矽钢片从上海运输到安徽加工，加工完毕后再让汽车拉回上海。这样一来，五洲厂要负担较大的运输成本，生产效率也不够高。如果在上海建立一个协作加工点，便能省去这些繁琐的运输步骤，减少相关成本。1984年夏，厂领导的研究讨论最终决定在上海选点，建立一个小型协作加工点，同时将所有的骨干和困难员工转移回沪。

  五洲厂副厂长钱贵生肩负着回沪选点这一重要任务。经过反复考察后，最终选定了位于上海宝山江杨南路584号的新二村。新二村中有一占地7亩的厂房，原本是生产缎子、被子的被服加工厂，此地便被征用为五洲厂的协作加工点，大多数都用在生产与制冷压缩机相配套的电动机。

  选址确定后，五洲厂安排了七个员工成立加工点筹建班子，由时任副厂长钱贵生负责，生产、基建等分工明确。被服加工厂作为一个村办工厂，设备较为简陋，筹建班子便着手改造工作。工作安排妥当后，五洲厂便将厂里的技术骨干和一些存在分居问题的困难职工率先转移回沪生产，其余人则暂时留在安徽。

  当时的职工都极具吃苦耐劳的精神。工作方面，由于初步成立的加工点缺少设备，运输时完全凭借人力。职工们没有吊车，便用扛棒将沉重的设备抬上楼，甚至由于设备过大，还用电焊把栏杆割掉，依靠铲车把设备搬到二楼来安装。两三个月后，加工点走上正轨，开始生产。生活方面，江杨南路加工点逐步从十几个人扩大到几十个人，当时条件比较艰苦，职工克服了不少困难。起初职工们用毛竹搭建了一个露天棚作为食堂，每天自己带饭来厂里。后来，五洲厂逐步从山里调派炊事人员回沪，灶头在露天棚后边，下面烧煤，上面炒菜，环境很简陋。一位食堂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买菜，每日骑着黄鱼车到张庙市场里采购，逐步把食堂弄得像样了些。食堂只有两三个炊事人员，要供应几十个人吃饭，十分辛苦。

  1984年有关我们厂，有一句口号，叫“一个，两个拳头”。“”指的是小三线企业坐在山里面，“拳头”则指向上海发展。彼时，在职工中曾流传着要将小三线并给大三线的说法，大家心里都有想法。为安抚安稳职工的情绪，上海小三线的领导部门的后方基地管理局副局长黄彪针对小三线所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提出四个“不讲”——“多做少讲，先做后讲，做了再讲，最好不讲”。因此，小三线的调整静悄悄进行，逐步扩大在上海的加工点，逐步输送厂里的职工。

  转机出现在1985年，上海市和安徽省达成协议，小三线职工全部回沪参与生产建设。时任五洲厂党委书记王银生和时任厂长韩传章参加了市政府介绍小三线调整政策的专题会议。按照小三线的调整政策，不仅是沪籍职工可以回沪，沪籍职工的非沪籍家属也可一同回沪。明确小三线调整政策后，五洲厂与新二村签订了一份联营协议，协议中规定了35万的企业利润分红的保底数。韩传章、张德哉、薛纯高、任光辉负责造厂，设计则以张德哉为主。在新二村商谈后，选取了江杨南路584号旁、582号后一块地方作为征地，由上海市规划局的人员进行规划。起初，上海市规划局认为此地属于生活区，不宜办厂。时任党委书记王银生指出，此前五洲厂在新二村便有加工点作为建厂基础，且强调了小三线调整作为国家项目的重要性，规划局便同意了这一规划。

  1985年，五洲厂向后方局打报告获得批准，迁回上海建厂，改名为五洲特种电机厂。这是由于五洲厂生产的电机是为冰箱、空调配套的，而非Y系的普通电机，所以增加了“特种”二字。联营前，上海的加工点主要用来解决运输困难，联营后产品便更成熟了。起初，五洲厂的定子没有冲剪设备，而电工的工艺复杂，若定子不符合规定标准，矽钢片还要再次加工，往往效率不高。为解决这一问题，五洲厂建立了冲剪车间，对上海矽钢片厂运来的矽钢片直接进行冲压加工，形成定子，使一开始不完整的工艺流程逐渐走向完整。正是由于国家的支持与帮助、厂领导与职工的决心，这一时段的五洲厂才得以扭亏整盈。

  1990年，五洲厂遭遇了经济滑坡，生产效益不佳。1991年初，上海电机集团公司总经理张龙根前往五洲厂进行视察。时任厂党委书记王银生、时任厂长韩传章汇报了五洲厂的情况，张龙根强调了解决联营问题的急迫性与重要性。在此压力下，王银生与韩传章决定与新二村针对利润分红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当时五洲厂连年亏损，生产效益不佳，已经无力承担从35万上升到46万的年利润分红，因此决定与新二村“分家”。

  1991年，王银生与新二村的商议成功，决定联营厂自1992年1月1日正式解体。新二村党支部书记赵中兴希望五洲厂早日归还亏欠村里的70万，同时给出了宽限条件：若五洲厂按照协议中的要求准时搬迁，便不再计算1992年的费用。在此情况下，五洲厂的职工努力工作，将车床等设备搬运到占地15亩的新车间，打好了生产基础。1992年6月30日，全厂党员干部将联营厂的车间清扫得一尘不染，7月1日早晨上交了厂房钥匙，完成了历史任务。

  1993年，五洲厂的产品效益问题越发严重，并厂逐渐被提上了日程。起初，五洲厂计划与上海五一电机厂合并。前任党委书记陈志贤和韩传章前往五一厂进行商议，然而，五一厂的顾厂长认为五洲厂的职工都是从小三线回沪的，五一厂没有这样的经验，合并一事便不了了之。

  过了一个阶段，五洲厂又计划并入位于上海广中路粤秀路的上海日用电机厂。日用电机厂主要生产汽车风机，虽然规模不大，但在上海算是小有名气。日用厂时任厂长马宝发认为日用厂职工较少，五洲厂的六百多名职工若要加入太过麻烦，且员工的住房问题也没解决，因此两厂合并一事也未谈拢。

  两次未能如愿的五洲厂最终并入了人民电机厂。人民电机厂是由三个小厂合并起来的一个老厂，设备较为老旧。该厂的负责人对五洲厂的新厂房与新设备很感兴趣。并厂以后，人民电机厂把江杨南路的五洲厂车间改为人民电机厂一分厂，但是两厂经济上的产、供、销依旧保持独立核算。当时，五洲厂的厂级干部是由上海电机公司进行任用的，薛纯高副厂长成为唯一留下的厂级干部。因此，起初人民厂派来的干部并不负责五洲厂的业务问题。

  本文部分文字和图片资料来源于五洲电机厂《岁月》编委会主编的《岁月—献给原五洲电机厂同事们》（2021年印刷）。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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